这次的立委涉嫌拿钱办事的案子，由于涉案层面跨党派，终于没有看到有政党跳出来鬼吼鬼叫，大家都说“静候司法调查”；难得，司法得到尊重。

只是，过去类似的案件，大凡涉及绿营政治人物者，司法率皆采取“实质影响力说”，认定有罪；而蓝营政治人物若涉案，又换成“法定职权说”，没有贪污。这次的涉案人，蓝绿都有，司法系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，究竟是以“实质影响力说”，还是“法定职权说”来认定。或者会分两种标准分别判定？大家拭目以待。

民意代表没有制定政策、实际执行政策的权力，个别人物运用霸凌行政人员的手段以遂行其私利，也得同僚的默许或配合。因此，收钱办事而能成事，与其归咎于个别民意代表，不如说是民意机关的集体堕落。这次太流案，某些立委主张修订的公司法要回溯既往，被执政党立院党团挡下来，间接说明了如果同僚不配合，收钱也办不了事。

如吴景钦先生所说，“公务员受贿罪，很难适用于立委收受利益之行为”；即使以非主管事务图利罪论处，“但因通过法案非几位立委所能成事，且法律乃具有普遍性效力，要证明法案通过与得利间的因果关系，实有困难。更遑论若法案未过，就属图利罪所不处罚的未遂行为。”而司法界为了明确化犯罪要件，甚至提出“利用立院便笺或发公文”这种可笑的认定方式。

民意代表收受献金，为利害关系人讲话，很大部分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，难以法律规范；我们现在是放弃社会制裁，凡事希望司法介入处理。正常社会的司法系统，都有可能发生“实质影响力说”还是“法定职权说”莫衷一是的情况；台湾这个还未走出蓝色阴影的司法系统，更可能发生蓝绿有别的认定。

这让我想起一九九四年英国国会的“拿钱质询”事件。著名的哈洛德百货公司老板，埃及富豪穆罕默德．法耶得已在英国定居，申请归化为英国公民却被内政部无理由拒绝，两位执政党保守党的国会议员为此提出质询。很正当，不是吗？内政部无理由拒绝一位这么杰出的人士入籍，难道不应该出来说清楚、讲明白？

然而，当时却爆出这两位议员收受法耶得的钱。在舆论压力下，这两位身兼政务次长的议员，只得辞去次长职务，但是没有辞议员。司法没有介入，而是由国会进行调查，并订定了相关的议员行为准则。

到了下一次大选，其中一位议员退出政坛；另一位议员尼尔．汉弥敦则寻求连任。汉弥敦的选区是保守党的安全选区，即使党中央极力劝阻，地方党部仍坚持提名他竞选连任。这时候，一位BBC记者以无党籍身分跳出来参选，摆明了挑战汉弥敦；在野党因此都不提名候选人，而保守党中央也不帮汉弥敦助选。结果，汉弥敦以极大落差败选。

这是有社会制裁力量的国家，对待堕落政客的方式。

（作者是退休督学）自由时报08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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